北京 (文章配图 侵删)
“师范类老师留个粉头发不合适”“肯定不是什么正经人”“老少恋”......
2月19日，24岁的杭州女孩郑灵华被确认离世。
至此，针对她长达8个月的网暴静下来了，洪水猛兽般的网络施暴者散去、又一次“隐身”到了10.67亿网民中。
网暴事件频发，让更多人意识到整治网络环境的急迫性，也又一次将“为啥治理网暴那么难？”的疑惑抛了出来。
在今年全国两会上，网络暴力写入“两高”报告，多位代表、委员建议制定《反网暴法》。
我们邀请了意见领袖@董晨宇、全国人大代表高巍，一起聊聊：“为啥治理网暴这么难？”
董晨宇：
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，
知名自媒体博主@董晨宇RUC，
专注社交媒体研究、数码人类学，
自称“互联网人类观察爱好者”。
高巍：
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
中国刑法学会常务理事、云南省法学会会长、
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
早在2010年就发表了
《略论“人肉搜索”的刑事规制》。
网暴为什么越来越频繁?
在我国，网暴最早挑动社会舆论神经，还要追溯到2006年某游戏论坛，ID为“铜须”的玩家遭到莫须有的控诉，随后被“人肉搜索”、恐吓骚扰。
网络第一次向大众展示它不可控的力量。
从千禧年之初的论坛、博客到以QQ、校内网为代表的SNS平台，再到今天大家熟悉的移动互联网平台，中国网民经历了多次互联网浪潮，网暴没有随着我们对网络生态的了解而式微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问：我们看到的网络暴力事件为什么越来越多？
董晨宇：第一点是我们跟互联网的关系已经从最初的使用变成了生活。这种融合性导致了我们对互联网的依赖，在互联网中进行表达变得越来越普遍。
其次上网的人越来越多。这里面有一个用户下沉的过程——中国最早开始上网的群体，大多数是具有较高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水平的人。时至今日，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5.6%（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1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），大部分人都在上网，而网民基数的增加也会导致网络暴力事件变多。
另外一点是技术便携度和可移动性的提高。用最通俗的语言讲就是，以前你要想上网骂个人，你是不是得回家把衣服给脱下来、换上家居服、打开电脑再骂？现在不用了，你在路上走着，等个红绿灯的时间就可以顺便骂两句。互联网便捷的可接入性，让网络暴力的发生频率和几率上升了，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。
问：网络暴力为什么总是和谣言相伴相生？
董晨宇：不管是网络暴力还是谣言，它们的一个共同归宿是偏见。
所有网络施暴者，他们是缺乏同理心、缺乏对于这个世界更加复杂的认知能力和动力。他们没有动力独立思考，只保留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对世界的看法，这个看法往往是刻板的、是偏见的。
而谣言非常擅长制造偏见。谣言为什么比真相传得更快呢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谣言本身是可以被精心修剪的、通过编造去创造一个符合我们认知偏见的叙事。
如果谣言本身没有极大的社会刻板印象，在网络中施暴的人，他会觉得骂不爽。
谣言和网络暴力之间会形成一种合流。现实没那么多能完美镶嵌到刻板印象和偏见中的叙事母题，但谣言完全可以通过精心编造契合某种偏见，这种偏见又会被我们变成一种意见性的表达。那么在这种表达中，网络暴力就不会缺席。
“法不责众”难题
我们经常听到：雪崩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
在网暴事件中，施暴者往往是一群人，他们中有汇聚舆论的意见领袖，也有不明真相、简单从众的人，却都把自己当审判官、当断案者，在虚拟空间享受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快感。
当网络暴力变成群体之恶，我们就真的束手无策了吗？
问：现在大家最无力的点是“法不责众”，该怎么解决？难点和堵点在哪里？
高巍：难点实际上在责任的划分。不是所有参与网络暴力的人，都负有相同的法律责任。比如明知是侵害他人名誉的行为，还主动策划实施的首要分子，可能会受到行政法乃至刑法的规制；但在同一个网暴事件中，有些人却属于民事侵权，还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过错。不是所有网络暴力参与者的行为的法律性质都相同，因此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一个区分。
董晨宇：比如说，100个人对一个人实施了网暴，导致受害者自杀了，这是一个悲剧，但在这100个人里，是谁说的话导致受害者自杀的？受害者是看到哪句话崩溃了？这个也很难判定直接责任人。
高巍：第一，从法治的角度来讲，并不存在“法不责众”，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应该予以追究。第二，之所以会存在多人参与的网暴事件，实际上还涉及法制宣传和教育的问题。第三，应该对多人参与的网络暴力事件进行法律层面的细分和具体区分，比如说有一些人是不知情的、倡议者和跟随的，需要在法律上做一个责任的区分，区分得越明确越细致，惩罚的范围和预防的效果就会越好。
问：在治理网暴时，总感觉法律的“牙齿”不够尖利，问题出在哪儿了？
高巍：首先要加强网络暴力法律制度具体实施规则的建设。现在关于网络暴力的司法定义还比较模糊，比如说网络暴力的表现形式，哪些是侮辱，哪些是诽谤，哪些是恶意的“人肉搜索”，或者怎样界定哪些是恶意的，哪些是无心的，这些都需要具体的实施规则来予以明确。
第二个是各个部门、机关之间协调、协作有待加强。比如说行政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是由公安机关来实施；刑法是由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来共同实施；民法典当中的侵权，是由审判机关来实施的，那么不同部门、法律领域间怎样协作，也是有关网暴法律推进的一个难题。
第三个是要加强法律实施部门的责任感和责任意识。网络暴力涉及的面很广、人很多，举证非常复杂，也非常困难。对司法机关而言，去举证收集证据可能确实比较困难，但如果让被侵害的个人去收集证据是更加困难的，所以明确执法部门的责任、加强法律实施部门的责任感很重要。
网暴治理“在路上”
网暴治理难题经常在完善法律、明确平台责任和惩罚施暴者之间丢来丢去。
这也反映出网暴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难题，少了哪一方都不行。
知名自媒体博主@半佛仙人曾写过：互联网现在是个丛林，但不能永远都是丛林，文明人走入蛮荒的网络，应该为网络带去文明，而非顺从这种蛮荒。
我们活在与网络共生的时代，就要走在治理网络乱象的路上，不要停。
问：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法律真正起作用？
高巍：其实网络暴力可以在立法层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明确。现在受害者在经历网络暴力事件后，通常只能通过自诉案件，启动刑法当中的侮辱罪、诽谤罪，但受害者个人收集证据的能力是有限的；同时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网暴事件，会被立为公诉案件，由公安机关来主动侦查取证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司法解释，把严重危害公共秩序当中的“公共秩序”予以具体化。这样的话，个人遭受网络暴力侵害，那么这个事件也可能会被判定为对公共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，就可以作为公诉案件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取证。对网络暴力现象也是一种有效的威慑。
问：在网络暴力事件中，平台的难点是什么？平台应该发挥什么作用？
董晨宇：平台要做的最基础的一点是网络社群文化的建立和风气的扭转。因为近几年的研究发现，在有些网络社群当中，语言暴力变成了社群规范，就是说如果你太文明，你混不进去。因此平台应该把对讨论风气、社区文化的引导做在前面。
平台还应该建立在网暴事件中的预警机制。假如一个人正在被网暴，平台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方式识别到，受害人的评论区出现了大量不礼貌的或负面的词汇，通过这种识别，就可以做到一个预警——平台可以询问当事人，需不需要技术辅助，可以提供给受害者辅助关闭评论等功能。
但同时，我们要给平台一个更明确的业务范畴。我们经常会批评平台，平台的确做得不尽如人意，但如果我们什么都加诸给平台的话，它的责任一旦没有边界，那就等于没有责任，因为它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履行职责。
平台面对的难点还在于“网暴”的定义不清晰。如果你去问平台实际上去对接网暴审核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烦恼可能并不在于他们要不要管，而是他们怎么定义网暴，哪种程度的留言算网暴？怎么管这个事儿，其实在实践中是有非常大的模糊地带的。
问：在网暴事件中不再做旁观者，“反对网暴从我做起”要怎么做？
董晨宇：有实证研究发现，如果有中间分子愿意反抗施暴者的话，其实会带动很多人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没办法要求大多数人都站起来去对抗，但即便大家不是直接面对施暴者，却仍然可以通过点赞来支持受害者，从而扭转整个讨论气氛。
第二是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更加畅通的举报机制。如果说让大家不仅表达支持，还要和网暴者进行直接对抗，恐怕要求有点太高了。但如果我们赋予普通用户在幕后参与对抗网暴者的机会，让他们能更顺畅、有效地举报暴力言论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这样的举报机制同时也方便了平台后续进行技术手段上的处理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还可以作为证据提供给司法部门。
话吃了那个人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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